薛令之 字君珍，号明月先生，唐福建道长溪廉村（今福安市溪潭镇廉村高岑）人，永淳二年（683年）八月十五日生。福建第一个进士"官至太子侍讲。
    薛令之少时聪颖好学，颇具诗才。曾独自在廉村附近灵谷草堂刻苦攻读，作《草堂吟》以抒志："草堂栖在灵山谷，勤苦诗书向灯烛。柴门半掩寂无人，惟有白云相伴宿……君不见苏秦与韩信，独步谁知是英俊？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各佩黄金印……"
    神龙二年（706年），薛令之北长安应试得中。开元中，唐玄宗授他左补阙之职，并命他与贺知章同为太子李亨侍讲。时李林甫为相，擅权误国，民怨沸腾。李林甫与李亨不睦，薛令之备受排挤。薛令之对李林甫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慨。有一次，玄宗命群臣吟《屈轶草》。薛令之借传说中的屈轶草（一种仙草）能指示奸佞的特性，在吟诗中痛斥以李林甫为首的群奸。李林甫与他构怨日深。一日，薛令之看到宫苑中高达丈余、叶色紫绿的苜蓿，联想起李林甫有意冷落东宫，致使宫里教官生活十分清苦，便在东宫墙上题下《自悼》一诗。诗云："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不久，玄宗"幸东宫，以为讽上。遂援笔题其旁：'啄木嘴距长，风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薛令之心知得罪玄宗，只好"谢病东归"。他担心宦途风波险恶，回乡前致书任江西安福县令的独子薛国进，命他弃官返里。薛国进遵父命，于天宝末年随父还乡。
    薛令之回乡后隐居于灵谷草堂，过着穷研经书、抱瓮灌园的尘活。父子二人同时弃官，回乡后生活窘迫。唐玄宗闻其清贫，"甚心怜之"，下诏用长溪的岁赋资助他。在此期间，薛令之深居简出，偶有出游或访亲会友常留下诗篇。他游太姥山后写下的《太姥山》一诗，表达流连胜景、啸傲林泉的情趣和遁入空门的思想。而别离友人时所写的《送陈朝散》一诗，则表现出他息影林下，不忘为国荐贤的襟怀。
至德元年(756年)，唐肃宗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翌年九月，他回到京都长安后，思及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欲召入朝，但在此前数月薛令之已卒，家赤贫。于是肃宗"敕命其乡曰'廉村'，溪曰'廉溪'"。
    薛令之生前所著《明月先生集》和《补阙集》，今已无存。《全唐诗》仅录其《自悼》和《灵岩寺》二诗。
    薛令之是闽地破天荒的第一个进士，他的及第无异向世人宣称闽中士子也能做文章，也富有文采这一种事实，其意义非同一般。
    郑虎臣 字廷翰，又字景兆，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生于福建路长溪县柏柱南山（今福安市溪柄南山洋头村）。父郑埙，宋理宗时任越州同知，遭贾似道陷害，流放至死。郑虎臣受株连，被充军边疆，后遇赦放归。后郑虎臣在押解大奸臣贾似道途中将其诛杀，为天下除奸。事迹被载入《闽都别记》。
    德佑元年（1275年）郑虎臣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尉。时元军再度南侵，攻陷鄂州。群臣上疏坚请右丞相贾似道亲自率兵抗击。在向元求降而不准的情况下，贾似道被迫应战。鲁港一仗大败，十三万宋军水陆主力大部被歼，他乘小船只身逃往扬州。朝野大哗，直臣交章弹劾，请斩之。虽然谢太后几番袒护贾似道，但朝廷为息众怒，将其贬为高州团练副使，安置循州，派员监押前往。福王赵与芮素来痛恨贾似道，欲募能杀贾似道者押送。郑虎臣激于义愤，欣然求任监押官。
    在起解前，郑虎臣把贾似道身边的侍妾全部遣散，财物施舍于民间。押送途中，正是农历七月，路上酷热难当。郑虎臣看到贾似道坐在轿子里，就喝令轿夫打开轿盖，令其曝晒烈日。他还把贾似道的罪行丑事编成杭州曲调，教轿夫们说唱："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指贾似道）乐复忧，西湖依旧流；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间一转头，人生 放下休。"一路上，郑虎臣屡次暗示贾似道自杀。船过南剑州（今南平市）黯淡滩时，郑虎臣指着溪水对他说："此地之水清如许，尔为何不一死为快？"贾似道推托说："皇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
    八月，监押队抵漳州。漳州知府赵介如原是贾似道门客，他看出郑虎臣有杀贾似道的意图，便暗中使人防范，并强留他们住了三天。第四天，郑虎臣托辞王命在身不便逗留，解押贾似道上路。走出漳州城，郑虎臣心知像赵介如这样的贾家门客在潮汕一带还很多，如不能在半路上除掉贾似道，那就失却机会。因此，当行至城南木棉庵前小憩时，郑虎臣瞪眼厉声说："贾团练，事到如今，尔何不以一死谢天下？"贾似道情知不妙，直摇双手，哀求说："郑天使，汝杀吾不得，杀吾汝亦获罪。"郑虎臣义无反顾地说："吾为天下除奸，虽死何憾！"说罢，以剑毙之。
    翌年，贾似道的同伙陈宜中逃至福州，拥立赵昰，捕杀郑虎臣。郑虎臣遭害后，葬于南山村的馆园旁，乡人及其后裔在村前建祠纪念他。祠后悬挂着文天祥当年从镇江元营脱逃前往福州途中停留长溪时所写的挽联，曰："作正气人都为名教肩任，到成仁处总缘大义认真。"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在木棉庵前的石亭中亦立下石碑，并亲书"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明代王紫衡也就郑虎臣诛贾一事写诗云："当年误国岂堪论，窜逐遐方曝日奔。谁谓虎臣成劲节，木棉千古一碑存。"
    郑虎臣曾编《吴都文粹》一书，今犹存。
    陈普 字尚德，号惧斋，世称石堂先生。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生于宁德二十都石堂（今属蕉城区虎贝）。南宋著名教育家、理学家，其铸刻漏壶为世界最早钟表之雏形。
    陈普幼年励志发奋苦读，览四书五经。长大后，陈普潜心探研朱熹理学。咸淳初，投苏州大儒韩翼甫在浙东崇德书院就学，韩翼甫并将爱女玉蝉许配他。
    咸淳七年(1271年)，蒙古兵南下，陈普遂隐居于石堂山，终日以穷经著述自娱。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宋亡，陈普以宋遗民自居，誓不仕元。元廷曾三次诏聘他为福建教授，均坚辞不就。他在石堂山仁丰寺里设馆倡学，招徒课艺。四方学子负笈从游者岁数百。在教学上，陈普力倡理论联系实际，治经"不贵文词，崇雅黜浮"，而"必真知实践、求无愧于古圣贤"。在其教导影响下韩信同、黄裳、杨碗、余载等人，皆为当时学以致用的理学名士。在精心教学，辅导学生成才的同时，陈普还精研数理。其间，他反复钻研聚铜铸刻漏壶，经无数次反复试验，终于第三年制成。此壶"应时升降，纤毫无爽"。当时福建布政司曾下令府城依此铸造，放在福建谯楼（即鼓楼）报时。
    陈普怕元廷加罪'遂隐游古田、屏南、政和一带山区十二年。嗣后，他在政和兴办德兴初庵书院，又主讲建阳云庄书院、福州鳌峰书院、长乐鳌峰书院。所至之处，学者抠衣而来，不绝于途。其间，陈普应刘烁之请，为重修建阳考亭撰写《修考亭记》，并编修黄榦、杨复二家《丧礼》及朱熹有关撰著，分十卷刊行于世。陈普博览群书，精研诸子百家，博闻广见，多才多艺。自六经外，他还熟谙律吕、天文、地理、历数之学，精于阴阳玑衡之说。
延祐二年（1315年），陈普病逝于莆中，由其亲属扶枢归里，葬于石堂山。邑人缅怀其兴学育才之功绩，祀之乡贤祠。
    陈普一生撰著甚丰，著有《四书句解铃键》、《学庸指要》、《孟子纂图》、《周易解》、《尚书补微》、《四书五经讲义》、《浑天仪论》、《咏史诗断》、《字义》凡数百卷，大多散失。传世之作今可查者有《石堂先生遗集》二十二卷，《石堂先生遗稿》一卷，《武夷棹歌》一卷（朱熹撰，陈普注）。
    谢翱 字皋羽，号晞髪子，又号宋累。生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年），福建路福安县樟南坂（今属福安市）人，后徙浦城。南宋著名爱国志士，又被誉为"宋末诗坛之冠"。
    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谢翱赴临安（今杭州）考进士，未举。不久，作《宋祖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宋骑吹曲》十篇，被太常寺采作朝廷乐曲。元代诗评家吴莱赞其诗"文句炫煌，音韵雄壮"，可与唐代柳宗元的诗歌相媲美。随后谢翱离家到漳州、泉州一带游历。
    景炎元年(1276年)正月，元兵陷临安。五月，宋端宗在福州即位，丞相文天祥改任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兵马，传檄各州郡举兵勤王，七月至南剑州（今南平市）聚兵。谢翱捐出全部家产，并招募乡兵数百人投奔天祥，被署为谘议参军。翌年，元军由浙入闽，谢翱跟随天祥抗击元军，转战于龙岩、广东梅县、江西会昌等地。文天祥兵败撤退，仓猝间与谢翱在赣州章水上握别。分手时，文天祥解下所佩端砚相赠。元军占领江西，谢翱遂潜回寓居地浦城。
    祥兴元年(1278年)，在家务农的谢翱不堪元人压迫，复辗转流离入浙江。三年后他获悉文天祥被害于燕京柴市，悲不能禁，常独自一人行游于浙水东，每遇与文天祥相别时类似的景物，便徘徊顾盼，失声痛哭。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登严子陵钓台，设文天祥牌位于荒亭隅，以铁如意击石，歌招魂之词曰："魂朝往兮何极，暮归来兮关水黑，化为朱鸟兮有咮焉食。"亡国之痛溢于言表，令人凄怆。同时，他写下著名的《登西台恸哭记》。这篇散文和写于同一时期的《哭所知》、《西台哭所思》、《哭广信谢公》等诗，都是哀悼故国和亡友的泣血吞声之作。
    在浙期间，他隐居山林间，时常探幽揽胜，写下游录。他与南宋遗民诗人交游，成立"汐社"，与主持"江源讲经社"的诗人方凤、吴思齐及当时著名文人吴谦、邓牧等人过从甚密，始终笔耕不辍，写下大量缅怀故国和文天祥的诗文。元人对谢翱追缉甚紧，他对宋室一本初衷，常以诗明志。
元贞元年(1295年），谢翱寓居杭州西湖，因肺疾复发，客死他乡。其友方凤、吴思齐等人遵其嘱，将他葬于严子陵钓台南，并在墓前修建许剑亭。谢翱是宋末著名的文学家，诗、文、词俱工，而诗的成就尤为突出。
    谢翱生前著书殆百卷，有《晞髪集》十卷、《晞髪遗集》二卷、《晞髪遗集补》一卷及《天地间集》、《登西台恸哭记》传世。
     张以宁 字志道，元大德四年（1300年）生于古田县官宦之家。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是闽东继谢翱之后又位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代表了境内元明两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元泰定四年（1327年），张以宁考中进士，任浙江黄岩县判官，后升江苏六合县尹。因执法不阿，触犯豪门，上任不久便被罢官。此后遂流落江淮、扬州一带达十年。此期间，他时而啸傲林泉、寄情山水以排遣内心苦闷；时而深居简出，精研《春秋》，并勤于笔耕，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
    元至元四年(1338年)，元惠宗召其为国子监助教，后累迁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灭元后定都应天府（今南京），改国号大明。在众多元朝旧官僚中，他最倚重危素和张以宁，仍命张以宁继任翰林侍讲学士。这年，他登钟山观赏山川形胜，张以宁、秦裕伯、朱升等人扈从。行至拥翠亭，他命三人即景作诗，张以宁诗思敏捷，顷刻立就，深受称赞。张以宁感激太祖赏识，嗣后写了些歌功颂德、点缀太平的诗文。不久，宋镰来到南京。宋镰少时就仰慕张以宁才华，此时晤面，相见恨晚。他们各自拿出力作，相互观摩切磋，彼此心折。张以宁长于诗，宋镰擅为文，此后他们诗文频往，剖心唱酬，时人誉为"双星聚会"。
    洪武三年（1370年）秋，张以宁奉旨持节出使安南（时为中国藩属，即今越南），封安南之主陈日煃为国王。朱元璋亲作御诗二首，以壮行色。及抵境，陈日煌煃恰病卒。其子陈立火坚 继位，遣人向张以宁乞讨印诏。张以宁滞留洱江不进，坚不授予，只谕其举哀国内，并将详情上奏朝廷。翌年初，朝廷加派使者前来，张以宁才与之入境举行封王盛典。太祖嘉张以宁出使而知权变，特赐以玺书及御诗八首。洪武四年（1371年）五月，封王礼毕，张以宁回朝复命，因年老体衰，不胜劳瘁，途中于临清病卒。太祖闻讯，命驿丞张禄护柩回古田，赐葬于县治西南安马亭，并恩赐三年食禄以抚恤其家。
    张以宁长于经史，尤精于诗。其相当部分诗歌在内容上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对民瘼的关注，富有社会意义，临终所作的《挽诗》是这方面的力作。
    张以宁死后，著名文学家宋镰曾为其《翠屏集》作序。序云："丰腴而不流于丛冗，雄峭而不失于粗砺，清圆而不涉于浮巧，委蛇而不病于细碎，诚可谓一代之奇作矣！先生虽亡，其绚烂若星斗，流峙如河岳者，固未始亡也。信诸今而垂于后者，岂不有在者乎？"精辟地分析张以宁文章丰腴、雄峭、清圆、委婉四大特色，并指出其影响将波及后世。
    张以宁生前著述颇丰，惜多散佚。1990年出版的《全明诗》第一集，收录其不少佚诗。
    林聪 字季聪，号见庵，宁德七都浦源人。生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林聪幼承庭训，智力过人，日记数千言，下笔立就"。曾官至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任上政绩显著，不畏权势，弹劾群奸，史称他"直声闻天下"，朝野"莫不望其风采"。
    正统五年（1440年），林聪中进士。正统八年（1443年），拜刑科给事中上任伊始，林聪针对明初六大官办银矿之一的宁德宝丰银矿劳动条件恶劣、劳役艰难、课银额重等情况，上《请免宁德县除办银课外别项差办状》。他建议"无图银课之利"，应"将坑冶封闭，银课免办，与民休息"。但未被英宗采纳。次年，该矿改由浙江青田小业主叶宗留等人经营。福建参政宋彰以"矿盗日炽"为由，宣布将矿收归官办，并定该矿岁课银3090两，比永乐元年（1403年）增加1000多两。于是，叶宗留发动数千矿工投牒明廷，称："留宝丰场，听我开采，不然杀人！"正统十二年（1447年），宝丰银矿终于爆发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小业主领导的矿工起义。起义矿工与当时沙县邓茂七领导的起义军彼此呼应，声势很大。林聪急忙再次上疏乞速减免课银。疏中指出所谓"矿贼"实则为本县民人，因生活所迫才聚而偷矿煎银。后来矿工起义虽被镇压下去，明政府也终于接受林聪建议，罢宁德、建宁银税，民困始得少苏。
    景泰三年(1452年)三月，林聪纠察刑狱。他刚正不阿，执义敢言，为其所劾者上至尚书下及主事，不少佞臣因之下狱、贬官或外调，以至"诸司惮聪风裁，聪所言，无敢不奉行者"。由此，林聪招致群佞围攻而罹罪。是年冬，御史黄溥等劾林聪挟制吏部，徇私举福建参政许仁达为巡抚，并诬林聪为泄私怨动辄劾兵部主事吴诚。林聪因此坐"专擅选法"，廷议大辟，打入死牢。礼部尚书胡荧敬佩林聪的节直，案示礼部时他不肯署名而称病不出。代宗遣太监兴安问疾，胡荧说："老臣本无疾，闻欲杀林聪，殊惊悸耳。"代宗知林聪为人，遂诏释林聪，但将他贬为国子学正。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擢拜林聪为左佥都御史，命他前往山东赈饥。林聪不辞劳苦，驰赴饥情严重的郡县，开豪富粮仓以济饥民，全活145万人。回朝复命后，进右副都御史。天顺二年（1458年），林聪看到在当时的苛刑峻法之下冤狱屡有发生，遂上《乞缓重狱疏》，专题提出"秋后决"的主张：实行春判冬决制度，以延缓死刑执行期来进行死刑复核，使案中属以矜疑者得免死，以减少错杀。英宗纳其言，下诏曰："每岁霜降后，三法司会同廷臣审录重囚，谓之朝审，遂为永制。"林聪还极力反对株连，滥杀无辜。天顺四年（1460年），曹钦谋反，朝廷镇压时一些冒幸禄者往往诬斩人，甚至割下乞丐首级报功，致使市人不敢出户。进值林聪署院事，急令"必生擒讯鞫，不得妄杀"，并为无辜者力辩，湔雪甚多，冤滥乃止，市人"相贺更生"。
    成化二年（1466年），江淮发生特大饥荒。朝廷复命林聪往赈。陛辞时，他奏请"贷江南粮及支运粮数十万给民，且与之种"被钦准，饥民沾其实惠。赈饥回京，擢升右都御史。成化十三年(1477年)，升任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时林聪虽已年过六旬，但"夙夜靡懈"，详核案件，推情鞫问，任内为蒙冤死囚平反者不下六百人。林聪卒后，明廷诰授其荣禄大夫太子太保，溢"庄敏"。其灵柩归乡后葬于宁德八都铜镜山。邑民推崇其高风亮节，祀之于乡贤、庄敏祠。其生平事行载入《近代名臣录》。
林聪立朝四十余年，奏撰颇丰，闲居又喜为诗文，曾著《奏议》八卷，《见庵文集》十四卷今民间仍流传其手抄本。
    游朴 字太初，号少涧。明嘉靖五年(1526年)生于柘荣县黄柏乡。曾官至湖广布政使右司参知，史籍曾称"三主法司，无一冤狱"。
    游朴4岁识字，能辨平仄，9岁能写文章，作诗赋。１３岁时，父焚梵枯，命其作律诗一首纪事，他即吟道：" 鸟央 鸟传双树，牛车遍九坟。千年悲汉俑，一夜快秦灰。推廓今谁任，渊源自此开。圣漠与家训，二曜并昭回。"时人称为神童。14岁，考进州庠生，旋即补廪。后因父亲、祖母相继去世，家庭经济拮据，便在私塾边教书边自学。隆庆元年(1567年)中举人，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后步入仕途。
游朴为官爱民廉洁，办理冤狱不滞成案。首任成都府推官，有口皆碑，万历七年（1579年）救书称他"简府有众，缘法 术情，可谓克举厥官"。继大理寺评事、右寺副、署左寺正事、实授左寺正等职期间，对各地上报的大小狱词，细心研审，多所平反。万历十年(1582年)，敕书褒奖曰："国刑不僭，民命无冤，民称惟良。"任刑部山西司郎中时，奉敕恤刑浙江，认真清理积案。时人观其谳牍，莫不认为是中兴奏疏第一，一时在法界争相奉为楷模。相国王荆石赞道："此人有学，宜任学宪。"
    游朴为官刚直不阿、不畏权势，任广东按察司副使时，察知当地总兵李栋勾结城社势力，鱼肉人民，官吏士民敢怒不敢言。他不顾自己安危，挺身而出，呈文举报，挫其气焰。游朴任湖广布政使司右参知，分守荆西道，驻扎承天府带领德安府期间，荆门州世豪李天荣（一作李天云）拥有党羽千数，遍布郡邑，把持官府，擅自增加州赋，士民受害，怨声载道。游朴将李天荣及其主要爪牙逮捕下狱，宣布李天荣罪状，判他死刑。百姓称快，奔走相告："吾自此眠始贴席。"李天荣党羽勾结贪官污吏、太监奸臣一班人，到处煽惑造谣，进行攻击报复，致使游朴被迫辞职。当地士民挽留不得，护送他至百里外泣别。荆门乡宦余贤等人为立《游公大政记》颂其德，礼部李维祯为立"去思碑"以志念。
    游朴辞官归里后，绝意仕途，穷研经史，不废吟咏，与弟游诏白首同居，共叙天伦之乐。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谢世，葬于柘城西郊曲瑶下（今柘荣一中大门右侧）。崇祯九年（1636年），福宁州人把他列入乡贤祠从祀。1983年，柘荣县人民政府将其墓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游朴生前著有《藏山集》、《岭南稿》、《山社草》、《石仓诗选》、《武经七书解》、《浙江恤刑谳书》、《游太初乐府》等，已佚。惟有州人张大光在游朴去世后所搜集编印的《游参知文集》二卷尚存。
    戚继光 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明嘉靖七年(1528年）生于山东登州（治今蓬莱）将门之家。父戚景通为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幼承庭训，钻习勤甚，通晓行军打仗学问。明代抗倭名将。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骚扰福建沿海，为害甚烈，福建巡抚游震向明廷告急。翌年八月，明廷命浙江参将戚继光率本部六千人及都司戴冲霄部一千六百人入闽平倭。
    横亘在戚家军入闽道路上的第一个倭寇大巢穴是宁德横屿岛，六千多倭寇盘踞其上，并与散布在宁德至福清沿海一带的一万多倭寇相呼应。该岛四周潮来汪洋一片，潮去尽是泥潭。以步兵攻打则难以涉渡，用水师进攻船又易搁浅。岛上倭寇自恃独占天险，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可一世。是年八月六日，戚继光在漳湾麒麟山下安营扎寨，随即进攻倭寇陆上据点漳湾。为分化伪倭，他下招抚令，免去其胁从之罪，使近千人离倭投诚，从而剪除倭寇在当地的羽翼。十五日下半夜，他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乘退潮时进攻横屿。临战前，他晓谕全军："攻岛胜负，在此一举，潮水涨落，分秒必争，只许前进，不许后退，违令者斩！"任命儿子戚祚国为前部先锋，率五百精兵由麒麟山经南理到拱屿下海，用土撬滑泥急速挺进，为后继部队开道；命王如龙率所部据守路口，截杀退逃之敌。随后戚继光急命后继部队跑步前进，每个士兵身背一捆稻草以填烂泥。当戚继光挥军抵横屿岸边时，岛上倭寇早已沿山麓摆开阵势，且有大批倭寇据木城死守。戚继光命吴惟忠率部攻打木城，陈子銮、童子明冲击倭寇南线阵脚，陈大成率部沿山攀越，从背后包抄敌营。部署既毕，数千攻岛战士摆成"鸳鸯阵"，每组六人，交替穿插，相互呼应，边走边扔稻草，一路铺去。戚继光身先士卒，擂鼓助战，士气大振，个个奋勇直扑敌阵。战场上喊杀声、号角声和炮声如同海啸，双方拼力厮杀，相持不下。在隔岸守望的王如龙指挥士兵渡过海上岛参战。戚家军见援军已到，更奋神威，殊死搏杀，不到三小时就歼敌三百多人，生擒三十多人。大部分残敌在慌乱中夺舟向海上逃命，当场被追杀、淹死者计六百人。战斗结束后，戚家军营救出被倭寇俘虏的男女群众二千余人。
     横屿大捷后，戚继光率军向南开发，连破牛田、上薛、闻读、林墩等地倭巢，胜利地完成歼倭援闽使命，扬旌回浙。十一月，战败逃散的倭寇闻戚继光回浙，重聚残部流劫福建沿海。福宁、政和、兴化相继失守。明廷复调戚继光率军援闽。抵闽后，戚继光会集俞大猷、刘显三大营取得平海卫大捷，歼敌主力。因屡立战功，他升任福建总兵，镇守福建七府一州，兼及浙江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陆戎务。随后，他在仙游以六千余兵力在浙江换防军队的支援下大败二千倭寇。惨败的倭寇从福建逃往广东，再从广东沿海寻船逃回日本，福建沿海的倭患暂得弭息。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倭寇数千人又从福鼎流江入侵，陷寿宁、政和，并屯踞宁德东洋，再度洗劫漳湾一带。当时戚继光正率部队在连江清剿马鼻残倭，旋即歼之。倭寇闻马鼻同伙被歼，遂移寇一千余人由漳湾退守赤溪龟山腹地。戚继光即率三营兵力经宁德入龟山，密谕凤山寺僧设疑兵，聚众呐喊，阻敌北上，倭寇果然中计，转折南下。戚继光复密令王如龙率部尾随其后。当倭寇窜至小石岭准备外逃时，戚家军突然出现，王如龙居中，陈文澄在左，陈京在右，三路合围，杀声震谷，倭寇猝不及防，夺路而逃，戚家军乘胜追击，终全歼之。此役是继横屿之战后戚继光在宁德歼倭的又一大捷。
万历十六年(1587年)戚继光逝世于故里。殁后，福宁人民缅怀其抗倭功德，在漳湾和宁德县城修建戚公祠、戚公功德祠以祀之。
    冯梦龙 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明万历二年（1574年）生于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吴县），是闻名的通俗文学家。崇祯七年(1634年），任寿宁县令，在任四年中，他筑城墙、立谯楼、修县仓、复东坝、兴文重教、施行轻赋、训练兵壮、明断疑案，并且捐俸除虎、禁溺女婴、采风修志。
    明代，寿宁山高林密，活动于山林中的"花斑虎"（一种浑身黄褐色、布满椭圆形纹饰之虎）常伤害人畜。清康熙《寿宁县志·杂志》载："嘉靖二十三年，群虎往来七都地方，行旅艰难，时或逾东西二涧入城，损伤人畜。"冯梦龙上任时，寿宁西门城楼塌毁未修已久。城廓山上的老虎常夜入城内，咬走猪犬，并伤人百余。闾井士民祷于城隍，然虎患仍不能止，于是谈虎色变，惶惶不可终日。冯梦龙睹此情景忧心如焚，决意根绝虎患。不久，他不顾年老带着贴身衙役，爬山越岭，走村串巷，寻访除虎能手。在四个月中，阱中困虎三只。与此同时，为拒虎于城外，冯梦龙发动城内居民赶修西门城楼。在建筑工地上，他日夜奔波擘划，常与民工同甘共苦，虽粗茶淡饭亦津津一饱。未几，四座城楼终于竣工。虎为城楼所阻，屡投阱被击毙寿宁城西门虎患从此弭息。后来，冯梦龙又将诸阱移置于山后、溪头及平溪等村，又连毙数虎。自此，寿宁县城周围乡村的虎患也逐渐减少。
    宦寿期间，冯梦龙曾严禁溺女婴，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福建地方风俗自古以来重男轻女，地僻民穷、文化落后的寿宁此风尤甚。当时地方上有识之士对此毫无人道的野蛮陋俗深恶痛绝，曾予以愤怒的谴责。但因那时无保护女婴的法律，故此陋习日见肆虐。冯梦龙到任后，见此陋习，心绪难平，锐意除此陋习，以纾民困。于是研墨挥毫，写下《禁溺女婴告示》。寿宁地方贤达亦纷起响应，著文力抨溺女婴之举。自此寿宁溺女之风终告弭息。当时与寿宁邻近的福安、周宁及浙江庆元等县溺女婴现象也较普遍，自冯梦龙在寿宁厉禁溺女之风后，诸县民众也深受启迪，此陋俗后来大为收敛。
    冯梦龙在为寿宁地方办实事的同时，也利用从政之暇撰写《寿宁待志》。因为冯梦龙深入乡居民闾了解乡俗民风，因此他所撰的《寿宁待志》历来评价很高，被认为在自宋以降的林林总总的志书群体中，该《志》别具一格，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同时，他也因此深知民情，能做到身为一县之主，"治官如治家，一念爱民如爱子"，得到"遇民以恩"的赞誉。
    崇祯十二年(1639年）离任还乡，清顺治三年（1646年）逝世。
    罗文藻 乳名罗才，字汝鼎，号我存（拉丁名Gregorioiopez )，明万历四十年(1616年）生于福安县罗江罗家巷里巷村，为中国第一任华籍主教。
    罗文藻自幼父母双亡，依兄嫂生活。罗江天主教堂传教士见他衣食不足，雇为教堂佣工。文藻天资聪慧，工余勤学教义，崇祯六年（1633年）秋由方济各会会士、意大利神甫利安当领洗入教，以"额我略"为洗名。入教后，罗文藻以传道员身份，随利安当到南京传教。因传教受阻，未及一年即返回福州。曾一度赴台湾传教。崇祯十年（1637年），又随方济各会神父赴北京传教，因明廷查禁，他又折回福州，曾一度被福州当局收押，获释后回福安，仍热心从事传教，翌年被派到澳门工作。
    清顺治元年(1644年），罗文藻随黎玉范神甫到菲律宾马尼拉，向多明我会报告中国教务，事后返澳门。顺治二年（1645年），他又随安多尼神甫到马尼拉，获准入圣多玛斯学院深造。顺治四年(1647年）回到福建协助艾神甫传教。同年，他在福安藤（顶）头购地筹建藤头教堂。顺治七年(1650年），在藤头加入多明我会，成为中国第一位多明我会会士。
    顺治九年（1652年）春，罗文藻第三次赴马尼拉，在圣多玛斯学院继续攻读神学、哲学。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马尼拉城由鲍布来德主教祝圣为司铎，成为神甫。翌年，受派返回中国传教。顺治十三年（1656年），福安沿海海盗猖獗，到处抓人索取钱财。罗文藻为赎回被抓走的人质奔波了半年之久。由于他为百姓做了好事，并积极传播教义，许多人因而受洗入教。
    康熙四年(1665年）五月，罗文藻再次到马尼拉，多明我会会长委以维持中国教务的重任，返回时带回大量救济款。此后的几年中，他巡视了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四川、山东、河北、吉林等十省的教务，并在两年里为三千多人领洗入教。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禁止天主教，外籍主教联名上书罗马教皇，要求提升罗文藻为主教，管理中国教务。康熙十一年（1672年）春，罗马传信部开会讨论同意升罗文藻为主教。康熙十二年(1673年），罗马教皇格肋孟多十世颁通谕，命罗文藻为南京主教，兼理中国五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和高丽（今朝鲜）教务。罗文藻得讯后，自思不堪担此重任，即寄书安南、暹罗各主教，清转呈教皇，要求收回成命，但因航路阻塞，主教们的回信始终未达福安。
    康熙十八年(1679年），教皇依诺增爵十一世重新任命罗文藻为南京主教，教廷传信部及多明我会总会也劝他接受，于是罗文藻欣然应允。但因教皇的任命状尚未到达，故祝圣事未能如愿。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回到福安穆阳，打算到巴卢主教处接受祝圣，但到达穆阳教堂时，巴卢主教已去世。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意大利籍主教康和之持教皇手谕从马尼拉来华，于四月八日在广州城外方济各会堂为罗文藻举行祝圣大典。同年六月，罗文藻到南京视事。到任后即上书罗马教皇，希望宽免中国籍神父读拉丁文的要求，否则中国人就无法提升为神父；又要求豁免教士们要发誓听从主教的命令。在敬祖敬孔的问题上，他虽遵从罗马教廷的禁令，但在执行时却能按照中国的民情，子以缓和。他还不受葡萄牙保教权的节制，未经葡萄牙国王的同意，向教皇举荐意大利人方济各会神父良尼沙为副上教。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他又亲自为吴渔山、刘蕴德、万其渊三位华人祝圣为神父。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罗马教皇宣布在中国成立北京和南京两个主教区，与澳门分立，罗文藻为南京教区主教。同年十月间，罗文藻突患重病，康熙三十年(1691年)病逝，葬于南京雨花台。
    甘国宝 字继赵，号和庵，祖居古田县二十二都（今屏南漈下村），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生于古田县二十六都（今屏南小梨洋村）。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迁居古田县长岭村。雍正四年(1726年)，复迁福州文儒坊。曾官至福建陆路提督，兼闽阅操大臣，为清代名将。
甘国宝自幼好武术，尤擅射箭。雍正七年(1729年），中武举。雍正十一年（1733年），殿试中二甲第八名进士，授御前侍卫。乾隆三年（1738年），领侍卫内大臣。旋任广东右翼镇标中军游击、参将。乾隆十六年（1751年），授湖广洞庭协副将。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二十四年（1759年），相继出任贵州威宁、江南苏松、浙江温州、闽粤南粤等地总兵。南粤任内，时值岁歉，甘国宝捐俸购谷物以济军民。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清高宗对甘国宝很器重，封其为台湾挂印总兵，并召谕："此为第一要地，不同他处，非才干优良，见识明彻者不能胜任。"此时正值清政府收抚台湾郑氏政权不久，西方殖民国家对台湾皆有觊觎之心。甘国宝就职期间，严疆界，谨斥侯，制总巡、分巡、轮巡会哨诸法，时刻防范来犯之敌；同时深入民间，熟悉风土民情，教台民明礼义，勤耕种，搞好民族团结，从而稳定台湾局势，使"兵安其伍，民安其业"。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甘国宝擢升为福建水师提督。他勤于防务，曾告诫僚属："防陆者不可处于家，防海者不可处于陆。"每日坐楼船率小艇巡逻，不避惊涛骇浪，使海疆日趋稳定。高宗嘉其功绩，诰授荣禄大夫。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甘国宝权充云南开化总兵。当时缅甸萌生背叛清廷之念，甘国宝奉命制伏。    乾隆三十年（1765年），任广东雷琼总兵，平息黎民起事后，改任台湾总兵。此次赴台就职，百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当时台湾六斗门常有海盗出没'百姓久遭其害。甘国宝率兵严加巡防，缉捕盗首，绳之以法。从此海盗敛迹，百姓安居乐业。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甘国宝升任广东提督。台湾百姓送万民伞、万民旗，扶老携幼，同舟送至鹿耳门，不忍分手。在广东任内，时值惠州水灾，米价昂贵，他设厂施粥，劝导富户开仓平粜，赈济饥民。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任福建陆路提督。任内致力海防，并热心公益。先后倡修古田汤寿桥、朝天桥，厦门天后宫，泉州元庙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出巡福建八府，途经泉州府邸，忽染重病，医治无效而逝，葬于福州北关外猫头山。六营十郡将校思慕其恩，台湾百姓敬仰其政绩，均建祠设祀。
    甘国宝四十多年戎马倥惚，却雅好文墨，擅长绘山水，尤工于画虎。其所画"指虎"形态万千，有走虎、伏虎、卧虎、蹲虎、上山虎、下山虎，都能"传其威鸷之神"，栩栩如生。其画幅常署"指头生活"。今屏南棠口、漈下村各珍藏其指虎画一幅。
    钟学吉 畲族，别名钟陈吉，学名钟春贵。清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霞浦县四十六七都白虎（今溪南镇白露坑村）。在清末民初曾被誉为一代畲族"歌王"。
    钟学吉七岁入私塾，受儒家正统文化教育。此前，其先辈早把汉族章回小说和评话唱本改编成畲族歌谣唱本，白露坑成为畲族长连抄本正歌（主要是"小说歌"）的发祥地，这对钟学吉有良好的影响。其业师钟廷吉对其影响尤深。
    同治十年(1871年），钟学吉通过"蘸明祭"度身入录，成为畲族"盘护忠勇王"的正式传人。光绪四年(1878年），钟学吉设私塾课童。他治学严谨认真，泽溉乡梓，名重一方。钟学吉结合教学，编写大量知识性歌谣，其中《花名歌》、《鸟名歌》、《十贤歌》、《十女歌》、《十字歌》、《起书堂》、《大读书》等，在塾馆内外广为流传；而根据畲族民间传说改编的叙事史诗《高辛氏》，在好些场合被用以替代《盘瓠王歌》；他依据汉族小说、曲艺、故事改编的小说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明显超过其先辈和同辈歌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刑部主事钟大火昆 来闽东主修《福建福宁府颖川钟氏宗谱》。钟学吉参与编修霞浦县四十六七都一带的《钟氏支谱》。同年，钟学吉偕同一些"山民"（畲民）头面人物，倡建同族性联谊场所，并于次年在霞浦县城建立"福宁山民会馆"。钟学吉经常活动其间，结识不少畲族各阶层人士、大大丰富其以小说歌为主体的畲族长篇叙事歌的创作。其间他所撰的《诸葛亮》、《孟姜女》、《唐伯虎》等等，在畲族社区广泛流传。
    民国2年，山民会馆（后改称"福宁三明会馆"）经过整顿，成为闽东、浙南等畲族主要聚居区的同族性团体。年近花甲的钟学吉被公举为董事。由是他交游更广，创作愈丰且日臻成熟。他率先根据畲族真人真事编成小说歌《钟良弼》，鼓舞当时闽浙畲民反抗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在畲族民间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民国8年，会馆迁入城内，从此成为畲族民间公益团体与公共活动中心场所。此时，钟学吉年逾花甲，却经常住馆，利用会馆提供的便利，大量地收集素材，编写众多歌本，同时把畲族长连抄本正歌的创作推向全盛时期。各处来的宗人则利用住馆之便，大量转抄，迅速传播。以至当时有"有山哈人（畲民）的所在，就有钟陈吉的歌"之说。钟学吉这一时期所撰歌的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空前的高度。其中作于民国8年定稿于民国10年的《末朝歌》，在畲族长篇叙事歌（历史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该歌叙述各个朝代的历史，着重叙写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民国初年军阀统治带给人民的灾难。民国13年，钟学吉病逝于白露坑。其作品至今仍在闽浙畲区广为流传。钟学吉为弘扬畲族民族文化和畲汉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省、县有关部门，多次派员深入发掘、整理钟学吉传世作品百余篇。《中国大百科全书·畲族文学》以及《畲族简史》、《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均对其创作的《末朝歌》、《蓝佃玉》（亦称《九节金龙鞭》）、《钟良弼》、《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优秀作品，予以高度评价。
    圆瑛 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农家。当代爱国名僧。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
    六岁时父母双亡。自幼聪颖，诗文过目成诵，乡人日为"神童"。十八岁时考中秀才，萌生出家之念。翌年，决意皈依佛门，遂至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增西上人为师，后转至雪峰寺为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到江苏常州天宁寺依治开法师探研禅学。五年后，又转到浙江宁波天童寺从寄禅法师修习禅定。宣统元年(1909年），接任浙江鄞县接待寺住持，曾返涌泉寺开讲《护法论》，在禅林中崭露头角。从此，他辗转各名山大刹，演教弘法，法席遍于海内外。
    民国3年，他精研永明、莲池大师的大量著述，接受"净土宗"思想，自此他禅、净兼修，为其佛学理论在禅林中独树一帜打下基础。同年，他力襄寄禅法师组织"中华佛教总会"，被选为参议长。
民国17年，他被推为刚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主席，随即率佛教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废止改寺庙为学校的《寺庙管理条例》。不久，为分担社会责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养、兼利社会"，开办各种慈善福利事业。一时，佛教慈幼院、医院、工厂、农林场纷纷成立，佛教界面貌为之一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以中国佛教会主席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致电蒙藏院警惕敌人的分裂活动，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呼吁其教徒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民国23年夏，圆瑛再次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主席。是年秋，在南京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主张用佛教教义救人、救国、救世界。同时在上海建圆明讲堂，作为他从事讲学和著述的主要地点。
    民国25年12月，圆瑛任天童寺住持期满回闽，接理涌泉寺住持。翌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并成立佛教战时救护团、难民收容所，亲任救护团团长。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他派遣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他还不辞辛苦地奔走于吉隆坡、槟榔屿、怡保和马六甲等地，在华侨中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将募到的巨款汇回国内。
民国28年秋，圆瑛回到上海。9月初，他与明日易 被日本宪兵逮捕，转解南京日本宪兵总部。敌人对他们先是严刑逼供，胁迫其承认抗日有罪，继又劝降，诱其与日方合作。师徒俩始终坚持民族气节，严辞痛斥，并绝食以示抗议。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将其释放。
    出狱后，圆瑛于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心著述，写下《发菩提心讲义》、《劝修念佛法门》、《弥院经要解讲义》、《楞严经纲》等大量论著。他将这些经论与前期所写的《大乘起信论》、《金刚般若》、《法华》、《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圆瑛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等著作，一并汇编成《圆瑛法汇》付梓刊行。此期间，他仍不忘国难，曾给北京佛学院师生题赠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一亡，教徒有责。"
    民国34年，在上海创立"圆明楞严专宗学院"，自任院长，培养大批高级佛学人才。民国36年，他又到南洋讲经，弘扬佛法。回国时，中国已面临解放。时香港、新加坡等地友人劝其再度出国安度晚年。但他坚决表示："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1952年9月，圆瑛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同与会的佛教界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全国佛教徒团结起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会后，他回到上海，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登台讲演，衷心祷祝"国运日昌隆，人民常安乐，世界永和平"。法会进行十天，对宣传和平起积极作用。1953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不久，圆瑛食道癌恶化，遂决定归老天童寺。行前，写下遗嘱交与赵朴初居士，再次寄语殷殷："……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是年9月12日圆寂。国内许多报刊报道其病逝消息并深致哀悼。
    圆瑛不仅佛学造诣精湛，且擅长诗文、书法，国内的主要禅林都留下他的遗墨。
    1992年，古田人民在古田极乐寺内修建了圆瑛纪念馆。馆内陈列圆瑛生平事迹的部分资料。
    林振翰 字永修，号蔚文，清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宁德蕉城士绅家庭。民国时期著名盐政专家，中国第一部"世界语"教材翻译者。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林振翰入福州格致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应试补弟子员，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鳌峰和致用二书院，随即被选送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深造。
    在京期间，林振翰产生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强烈愿望，在课余广泛阅读数百种国际共同语言方案，选择波兰柴门霍甫的《世界语》加以精研。经过两年殚尽心力的努力，终在宣统三年(1911年）出版了《汉译世界语》。该书问世后在国内某些高校中发行。礼部郎中寿宁人林栋曾为之作序指出"学者能先熟是书"，不惟"习各国文学较易"，且可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武昌起义爆发后，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林振翰放弃学部考试例得举人的机会毅然返闽任《群报》主笔，极力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
     民国元年，福建省临时议会成立，林振翰初选时当选为议员，他目击贿选争竟者的丑行，遂愤而离去。    民国3年，应时任四川盐务稽核所经理的同学刘谦安之荐，赴蜀任该所一等课员。任上，他看到当时洋人会办控制中国盐政，盐税收入源源流入五国银行团金库，忧愤交加，自此弹精竭虑地钻研盐政一年多后，便写就《川盐纪要》一书，开中国盐政专著之先河。民国8年，升任川南盐务稽核分所代经理。民国10年，擢升代四川盐政使。此后，每移官一省，即留心考察该省之盐政。民国11年，调任宁波盐务稽核支所助理，躬往实地调查后写成《浙盐纪要》。民国15年，调往十二圩盐务稽核支所，代理扬州、松江分所经理，又撰就《淮盐纪要》。民国18年，他在积十多年钻研之功和经历一番思索之后，于四川自流井任内写下《以价廉物美之宗旨达福国利民之目的，为治盐唯一政策议》一文。文章鞭辟入里地指出"划地行盐，专商垄断，税则繁重，吏道太杂"，乃盐政弊病之根源。同时又阐明改革盐政的根本措施，在于打破产销引界，取消专商垄断，撤除关卡，产区就场征税，一次纳税之后，听凭远销，自由竞争，以繁荣盐业生产。此"以治本为重"的改革之议在当时财政界产生颇大影响，但却触及垄断盐商、贪官污吏、封建军阀的利益，因而横遭诽谤，林振翰被迫辞职离蜀，改任南京盐务总所秘书。蜀民为之镌"福国利民"去思碑，立于自贡山麓，以志思念。
    民国19年，国民党政府以"国用匮乏"议加盐税，每百斤征五元，议将垂决。林振翰力争，以为重税则民不堪命，而且私盐会愈多，是求税收增加却得其反，儿经申辩，盐税才减为三元，民困始得少苏。
民国21年，林振翰调任福建省盐务稽核所经理。他对家乡盐务倍加关心。为整顿闽盐，在职甫月余，躬往厦门和闽江下游各盐场，归而规划兴革措施，撰就《闽盐纪要·沿革篇》。正当他欲施展抱负之际，不幸于是年三月患脑溢血卒于福州仓前山太古坪邸居。 其亲属扶柩还乡，葬其于蕉城北门外大桥头獭山。
     林振翰除荐介世界语到中国为世所珍外，在盐政改革上亦业绩卓著。在近代盐政史上他与盐政专家左司勤齐名。其著述百余万言，在当时曾被盐政人员奉为圭臬。其著今仍行世者有《中国盐政史》、《盐政辞典》、《精盐调查录》、《川盐纪要》、《淮盐纪要》、《汉译世界语》、《英文正字》等。
林卓午 字叔卿，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生于福安穆阳苏坂村。抗战时期任中华邮政局驻西安第三段军邮总视察，授少将军衔，为改变国共两区通邮瘫痪状况做出了贡献。
    11岁时林卓午随父去南昌，在熊氏英文学塾就读，结业后考入北京邮电学院，不久即加入邮政协会。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投身革命，在武汉大元帅府交通部工作。民国2年重返北京邮电学院续读，次年毕业。此后，他相继在福建三都澳、马尾、惠安、厦门、福州等地的邮局工作，并继续组织邮政协会。后调上海邮政管理署任副邮务长兼保险处主任和视察。其时，他目睹中国邮政大权被帝国主义所操纵，愤慨万分。为收回邮权，他不顾自身安危，发起组织全国性的邮务促进会并被选为常务理事。不久，他积极配合朱学范领导的邮务工会发动全国邮政职工罢工，抗拒洋人霸占邮权运动。在全国邮务工作者的声援和舆论压力下，终在民国17年收回邮权。
    民国22年，国民党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企图再度把中华邮政大权拱手送给外国人。为了抵制这一卖国行径，朱学范、林卓午等8人组成罢工行动委员会，再次发动全国邮政职工为护邮罢工7天，迫使蒋介石派陈公博和上海市长吴铁城与罢工行动委员会进行谈判。罢工结果争得中华邮政自主权。事后，林卓午被调离上海，遣往西川、宜昌等地邮局工作。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林卓午要求奔赴抗日前线工作，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次年，国民党当局委任他为中华邮政局驻西安第三段军邮总视察，负责晋、陕、甘、宁等省军邮和晋邮业务视导工作，在西安设立办理处。由于国民党当局封锁邮政，边区通邮工作遇到不少困难。根据中共关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国民党管辖区通邮的建议，林卓午多次和住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会晤。通过磋商，陕管局于民国28年2月下达1168号文，令肤施（即延安）局派员整顿三原至绥德的邮路。林伯渠亲题"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赠送林卓午。林卓午阅后，便珍藏起来。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林卓午常以与林伯渠"联宗续谱"为由，邀他到餐馆聚会，以商国是。
    民国29年5月9日，周恩来应林卓午之邀至其办事处，为全体职工作时事讲话。周恩来即兴题写"传邮万里，国脉所系"赠送林卓午。其间，林卓午还受林伯渠的委托，在寄往解放区的军邮件里，将药品、电讯器材、书刊等国民党禁运物品，暗中转运给边区军民。民国31年初，在中共的提议下，他以军邮总视察身份率员亲赴延安，磋商陕甘宁边区通邮事宜，受到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的亲切接见，最后达成国共通邮的协议。
    民国31年1月14日，由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发了邮务问题的通令、饬令各地军政部门给邮务以业务便利与妥善保护。
    林卓午的进步行动触怒国民党当局，他回西安不久受到特务的监视，后来家被查抄，军邮总视察职务被撤，贬到安徽崔山邮局"控制"使用。民国34年，他再度调回福建邮局任帮办。其间福安进步青年刘宗璜、缪绍光、陈松青、卓玉藩、缪应文等人无罪系狱，林卓午四处奔走营救，甚至以性命担保。民国36年他回福安当选国大代表。民国37年冬，他深感国事日非，便自动申请引退。
    新中国成立后，林卓午欣然参加工作，当选为福安县人民代表，先后担任福安县人民政府常委、福安专区土改委员、县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民革省候补委员。1957年不幸逝世。
    1981年5月9日，为纪念周总理为林卓午题词41周年，邮电部发行"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纪念邮票，并印制了首日封（印有周总理为林卓午题词的简要说明的信封）发行国内外。
    黄寿祺 字之六，号六庵，一度自号巢孙，霞浦县盐田人。民国元年生于清末秀才家庭。曾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著名易学专家。
    民国17年，他初中毕业，考入省立福州第一高级中学。翌年，赴北平考入私立中国大学文科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国学系。又四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民国24年，黄寿祺归家探亲，被地方人士留任霞浦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下称霞浦简师）教导主任兼文史教员。不久，因表扬进步学生陈子英在作文中敢对县长张灿等提出批评，被张枉加罪名而解聘，于是复返北平。一面担任嵩云中学国文教员，一面仍从尚秉和、吴承仕诸先生受业。
    民国25年8月，爱国将领宋哲元下令考选北平、天津、保定地区各大学毕业生，培养抗日干部。黄寿祺欣然报名投考。录取后到南苑受军训四个月，被分配在冀察绥署参谋处当"服务员"。工余还当宋哲元创办的莲池讲学院的院外研究生。此期间，他写《南苑受训录》和与其业师尚秉和论《易》的三封信（后称《与尚节之先生论易三书》）。尤其后者及尚答两书，曾被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收为其所著《变化的书》(1978年经美国转译，易名为《易经研究》）的参考文献目录。
    民国26年，七七事变猝起。宋哲元率所部南撤，黄寿祺滞留北平。先在嵩云、燕冀两中学教古文，后到中国大学国学系任讲师，直至民国30年冬。是时正值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组织中日学者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其师尚秉和、吴承仕等均受聘参加撰写工作。他在任教之余，除协助和代替吴、尚撰写外，还自写《易》类提要30篇，《礼》类提要60篇，并整理《易类提要目录》一册。民国29年，日本学者桥川时雄编撰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说他师事尚秉和，治《易》"精苦刻铭"与此同时，他还著有《汉易条例》、《六庵易话》、《六庵读礼录》、《历代易学目录考》、《尚氏易要义》、《丧服浅说》、《宋儒学说讲稿》、《明儒学说讲稿》等计42卷，以及《六庵读书札记》100余册。
    民国30年冬，黄寿祺返闽。他先在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下称师专）、继在国立海疆学校任副教授，后又重返师专任教授兼国文科主任，直至1949年8月福州解放。
    1950年秋，师专改为学院，国文科改为中国语言文学系（下称中文系）。黄寿祺任系主任。"文革"期间，黄寿祺被审查批判近4年，1970年2月下放周宁县农村。1972年秋，成立由师院改名的福建师范大学，他始被调回，仍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79年，升任副校长。同年兼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春，应邀赴美国考察，归来胃癌病发7月逝于福州。所著有《六庵诗选》、《易学群书平议》、《楚辞全译》、《周易译注》、《周易研究论文集》1-4辑（后三书系与人合著或合编）等专著和《从易传看孔子的教育思想》、《论易学之门庭》等专稿。
    黄寿祺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待人诚恳，诲人不倦，处事认真，操守清正。晚年身兼福建省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常委、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中国韵文学会顾问、省语文学会会长及美国纽约四海诗社名誉社长等多种职务，他平时生活俭朴，不义之财不取，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也从不希冀图报。所写"愿将暮齿为蚕烛，放尽光芒吐尽丝"、"但期薪尽能传火，却望才良早入班"等诗句，毕现其高尚精神。